16岁到26岁：一位河北少年身陷传销被“劫持”的十年青春(2)

 

韩一亮对母亲没有印象。在他两岁时，因为跟韩福吵了一架，他母亲“当着两个孩子的面走了”，从此和家里断了联系。

大姑韩莲记忆深刻的一个画面是，“他妈走了以后，两个孩子拉着手在我家门口哭。”

韩福有六个妹妹和一个幺弟，各自成家后，他过得最差，常常要靠弟妹接济。

他常年在外打工，只有过年和农忙才回来，韩一亮和哥哥便由奶奶带大。

韩一亮与奶奶。

在韩君看来，奶奶脾气暴躁，父亲因母亲的离去也变得易怒，韩一亮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，形成了自卑、内向又有点叛逆的性格。

“哥俩都一个样，他妈也是，比较内向，不耐（爱）说话，坐一起半天也没几句话。”韩福抽着烟说。

澎湃新闻让韩一亮回想从小到大的开心事，他想了一会儿，说没有。过年没什么开心的，压岁钱都给奶奶拿着。爸爸回来也没什么开心，“一年就回两三次，回到家也不怎么管我们，每天出去打牌。”

韩福以前打牌赌钱，一晚上可能输掉五六十。从韩一亮记事起，奶奶和父亲经常吵架，“三天一小吵，五天一大吵”。

而他平均一个星期就要被奶奶打一次，“打得挺重的”。有时候在外面惹事了，他不敢回家，怕被奶奶打。

奶奶很少打哥哥，犯错了只是骂两句，他觉得奶奶很偏心，但不敢当面埋怨。“奶奶更疼哥哥”这件事让他心理不平衡，因此“跟哥哥的关系不好”。

唯一跟他比较要好的玩伴是表弟韩兴华（化名）。表弟只比他晚生三天，但高他一年级，表弟从小学习成绩优秀，是整个大家族里十几个同辈孩子中考上大学的三人之一。

韩一亮的成绩一般，对读书兴趣不大，韩莲认为主要是家庭原因，“奶奶没文化，爸爸不在家，没人辅导他们。”

两个孩子的学费六七百，有时家里拿不出钱，奶奶还得去跟其他儿女借。韩兴华记得有一次韩一亮因为没交学费，也没去上学，被奶奶打了。

韩福对此不知，“这些事都是我妈管着，吃的穿的上学的，我回来都没太过问过。”他猛吸了一口烟，然后弯腰在地上掐灭，有点不好意思地扭了下头，“实话实说，我几乎没怎么管他们。”

像许多家庭贫困的留守儿童一样，韩一亮最终走向了辍学打工的道路。

初一期末考试前，他逃课出去在河边玩，被班主任撞见了。数学老师的作业不写的话会被扇耳光，班主任好一点，只是掐胳膊。班主任让他叫家长，不叫家长就不要来上课了。

那天晚上他回到家，跟奶奶说：“我不想上学了。”奶奶说：“不想上就不上了。”

在北京打工的韩福后来得知他辍学，也没有过问，“他不愿意读就算了呗！在我们这儿，不读书就去打工。”

“挣钱”

2006年过完年，韩福带着14岁的韩一亮去了北京，在私人建筑工地上挖沟。“活儿重，时间长，孩子小，怕他受不了”，干了20天就让他回家了。

韩剑介绍他到张石高速公路的工地上做测量，工资一千多，干了一年。然后在县城的洗浴中心打扫卫生，干了两个月，因与同事吵架辞职。县城离家只有12公里，结清工资后，他没有回家。

他说“不太想回来”，“离过年还早，回来也还是要出去打工”，因为“经常在家待的时间长了，奶奶看着烦，就让我去挣钱”。以前放暑假，奶奶看不惯他们哥俩闲着，早上五点会叫他们起来拔草。

不回家，又不知道该去哪儿，韩一亮只好先去找哥哥。哥哥当时在廊坊工厂学电焊，电话里告诉他坐从易县到天津的大巴。他没听清在哪个站下车，坐到天津时，天已经黑了。他在网吧待了一晚上。

半个月后，韩一亮从廊坊回到家中，跟奶奶吵了一架。奶奶怪他辞了职，不跟家里联系，也没带钱回来，气得撂下一句：“我在这家没法待了！要么你走！要么我走！”

韩一亮什么也没带就走了。这一走便是整整十年。

他在路上碰到同学杨林（化名），两人商量着去了北京。“因为我爸爸在北京，就觉得在北京干挺好的”。

2007年10月，韩一亮和杨林进了北京一家保安公司，韩被安排到市国土资源局当保安，杨被分配到其他地方，后失去联系。

工资每月1800元，韩一亮买了一部一千多块的摩托罗拉翻盖手机，之前那部CECT 滑盖手机坏了。

韩福没有手机，他用公共电话给儿子打过一次电话，才得知他来了北京，“他说没身份证，要去天津找姑姑”。当时，无身份证者要被辞退。父子俩都不知道，法律规定年满16周岁即可自行申领身份证（注：若未满16周岁，监护人也可代为申领），他们以为满18岁才能办。

韩一亮没有去天津，彼时离春节还有半年，他想再找份工挣点钱。

到了春节，韩福回到家，发现儿子没回来，跑去问杨林，杨也不知。他埋怨老母亲：“你看你吓唬亮，这小子不回来了！”

他们一遍遍跑去问杨林，杨一开始说不知道，后来又打听到，韩一亮跟一个河南小伙走了。去了哪里？不知道。河南哪里的小伙？也不知道。

“有个地名也好啊！我就去找了！”韩福皱着眉，满脸无奈。
 

那个小伙是河南郑州的，叫李阳（化名），是与韩一亮年纪相仿的保安同事，也因无证被辞退，两人商议决定结伴下南方闯一闯。

2008年7月，16岁的韩一亮揣着两千块钱，和李阳一同坐了将近3天的火车，到达广州东站。

他们在车站附近找工作找了好几天，又去网吧上网查找招工信息，但他们一无身份证，二无技能，三无力气，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。

就在身上的钱快花光的时候，他们在街上遇到一个手机配件推销员，30岁左右。男人听说他们在找工作，就劝他们加入自己的公司，销售的产品“很好卖”，每月底薪3000元，外加提成。

韩一亮觉得这份工作轻松，工资又高，便欣然答应，跟着男人上了一辆面包车。没想到会成为他噩梦的开端。

逃跑

面包车的车窗被贴了深色车膜，看不见外面，韩一亮感觉坐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车，对方说还在广州。下车地点是城郊地带，随处可见村民自建的出租房。

所谓的“公司”就设在这种出租房里，20多名学员正在上课，大多不到20岁。

新人先“带薪培训”3个月，白天上课，晚上到街上推销产品和拉人头。培训内容除了产品知识和销售技巧，更多是教怎么拉人入伙，拉进一个奖励100元，此后他和他的下家销售商品都逐层有提成。

推销的手机配件会有人定期送货来，全都没有包装和生产信息。因为每月按时发工资，韩一亮等选择忽略这些不正常的迹象。

三个月培训一结束，韩一亮等几名学员被面包车运到另一个地方，他与李阳自此分散。

第四个月开始不发工资，理由是“你们还小，怕你们乱花，年底一次性结清，让你们回家过年”，而此前发的工资也以交生活费的名头收了回去。

同时加以管束，白天上街一对一贴身监视，说“怕你不熟悉”；晚上回来，手机就会被收走，美其名曰“封闭式管理”，玩手机耽误休息。半年后，彻底没收了手机。

他们还让学员给家里打电话要钱，说可以投资做分销，不用到街上卖东西，但具体去哪儿做什么，韩一亮也不清楚，因为交了钱的都被送走了。

2009年春节前，有人提出要结清工资回家，后被拒，躁动不安的气氛开始弥散。

一天早上，学员被紧急召集到院子中，十几个监管手里拿着棍子，其中两人将一名刚来4个月的学员摁在地上，乱棍暴打，杀鸡儆猴地警告：“看谁还敢跑！都给我老实待着！”

韩一亮心有余悸，觉得“这里不能待了”，但“每天有人看着”，他不敢犯险。

过了十来天，又有一个人逃跑，且成功了。他们当天就转移了窝点，对学员的看管更加严紧，宿舍门口、院子里都有人日夜把守。

学员后来增加到近50人，一直处于流动状态，不断有人被送进来，也不断有人被送走。9年间成功逃走的人只有7个，每逃走一个人，就换一个窝点；每逃走一个人，韩一亮就生出一丝希望，希望他赶快报警。

更多的逃跑者被抓回来毒打，那些身材粗壮的监管恐吓：“以前又不是没人打残过，不差你一个！”每天的课训也多了一项软硬兼施的警告——逃跑是没有用的。

在惶恐中度过了四年，韩一亮20岁了，身高和体重已长成可与监管抗衡。有一天，他在街上推销，看他的监管遇到了熟人，聊得忘我，离他七八米。

他立即意识到，这是一个机会。他给自己鼓气：“跑出去最好，跑不出去也就挨顿打。”然后趁监管不注意，拔腿就跑。

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和缺乏运动，他的体能变得很差，有点虚胖。而那个监管一米八的肌肉块头，只追了几十米就抓到他了。

他挣扎了几下，很快被摁在地上。他向路人求救，“他不是好人！快帮我报警！”监管解释：“这是我家亲戚，脑子有点不太正常，现在犯病了，要赶紧把他带回家。”

那一刻他很绝望，很害怕。他被送回住处，那是一层有点像工厂的平房，有四个房间，地处偏僻，周边没有邻居。

目睹多次毒打场面，这一次他成了被围观的主角。在院子里，他被扔到地上，两个监管拿着一米长、擀面杖粗的木棍，边打边威胁：“再跑！信不信把你们打残了去要饭！”

打了十几分钟，终于结束了，他一瘸一拐走回宿舍，身上到处青肿，没人给他敷药，就靠自己痊愈。

之后一个多月里，两个人看着他。其实他已丧失逃跑的意念了。被打时，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，再也不跑了，“被打怕了，不敢跑了。”